其实，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经有人在关注这个问题。在一个特别寒冷的晚上，我们有个爹是警察的同学约了其他几个同学看刚刚解禁的《刘三姐》。老电影院暖气不太行。如果不是黄婉秋等演员表演过硬，观众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到散场的。谁知道出了电影院兜头又是一阵嗖嗖的寒风，这几个小子拢着袖筒哼哼着刚刚学会的小曲且疾行着，简直都顾不上要过河的鼻涕。忽然，有警察爹的这小子在人群中喊起了叔叔，一个皮帽青年猛捏闸，又一个单腿点地回眸顾盼，甚是潇洒。寒夜邂逅他爹单位一个同事之后的事情，以前真是连想都不敢想啊。这个叔叔带着我们几个拐进一个小巷，敲开某老字号国营食堂的门。就着灶堂的炉火，看那老师傅三下五除二搞了一大堆带肉的宵夜出来。警察叔叔和老师傅抽烟聊着，时不时劝我们注意仪态千万不要像饿狼那样扑向食物，同时又科学地指出肚子的大概容量并对一些直奔主食与肉类的同学进行劝说，一定要喝一点汤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精神与物质两手都抓都很硬朗的夜晚。同样也是一个简直令这班半大小子辉煌到HIGH的夜晚啊。自此始，这个爹当警察的同学在班上的地位迅速提升，直追文体委员。

讲述这个故事的目的绝对不是提倡蹭吃蹭喝的特权思想。这一点是需要提前申明一下的。一是据我们观察我们这个同学，也并没有隔三差五地像这样猛补一下夜草。根据他后期发育情况来看，也属于晚熟一路。二是他爹也没有出现短期内发胖和脸上油水很足现象。就是个很普通的马天民式的管片民警。三是从我以后从事这个职业来实地分析观察，也很少有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夜间大嚼这个事情上面来的人。何况这样做现在看来是非常的不健康。更不应提倡了。

客观地讲，咱们这个职业涉及面广，人员接触多。工作也好，私事也罢，难免会被邀请着吃点喝点，只要不违反原则。这种场合以成年人居多，几杯下肚之后，感情澎湃，言语激荡都很正常。男同志嘛。有一阵子老李就很难办。老婆外地进修，孩子没人带。于是他儿子就系着红领巾背着书包和我们一道去吃饭。老李也是，人家看你儿子捏个筷子边吃边东张西望，就很注意语言结构，语言格调这些。但他自己不注意，挽起袖子就要和全桌人逐一拳战，全然不顾语言分寸。他儿子抱个羊腿啃着的时候，老李居然率先讲起了各种段子，笑得前言仰后合。持续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他儿子老师直接给老李打了电话，要求面谈。他那边跟老师谈着，其儿子在值班室沙发上一边看人民日报一边看电视。有个领导下班路过，轻抚孩子脑壳想问寒问暖来着，谁也没想到老李儿子一把打开领导的手，一连串带叉的话流出。问题是，他还在那儿翻阅着人民日报。

那天听CRI广播，说的是英国警察临检，纠正某妇女违章驾驶。该妇女倒没说什么，很是配合。没料到车里猛蹿出一只鹦鹉不依不饶，对警察啄之扑之，那叫一个稳准狠。事后得知，那鸟如此乖张，竟是以前很搞过一些文艺，参加拍摄拍过《海盗船长》之类。小飞当时打趣道，许是人家在鸟界大牌耍惯了，见了警察也没个轻重。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搞文艺搞到乖张甚至跋扈爱咋咋的，多少有些关系。

老白也属于很早就开始搞文艺那拨。“四人帮”没粉碎的时候偷着搞，东画一下西画一下。改革开放以后基本就放开搞了。起先搞具象的，画一些对着窗户含嗔状的少女。后来慢慢向不太具象过度，把个看自行车的老大娘画得像猛张飞。最后企图超越现实，拿个画刀练功夫似地在那儿猛比划。老白低吟道，画一些画已非常不重要。简单讲，就是全身心全天候都处在艺术创作状态之中。据说也有管那个东西叫行为艺术的。其某作品一经发布，立刻引起一些老艺术工作者的看法，并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强烈要求依法严惩。原因是老白以某生殖器官为印，在一些画册扉页上大肆戳盖，并邮寄。据说该作品主要表现人类喷薄的原始的艺术生命力向学院派艺术表了一个态。

就像哪个少女不怀春似的，但凡是个心智健全的青年，都会羡慕那些穿马甲戴呢料小帽留胡须，或长发披一肩，走起路来根本不会斜视旁边一般群众的人物。他们啊，那么的不同凡响，那么的高傲，仙风道骨，浑然物我。所以当我们单位也冒出个把试图往那边靠的青年，我就觉得，这很正常嘛。有一年搞舞蹈队建设，参加文艺调演。因为节目内容的要求，男性只能由两人参加，女演员相反人数众多。班子凑起来之后，就是艰苦的训练。一哒哒二哒哒，一切都按照准专业的要求来，没有丝毫马虎。有幸去排练厅附近公干，正巧赶上了男女生合练。高亢的音乐响起，一些穿着经过改制的紧身警服的妇女分别从左右欢快地奔出，她们在舞台中央交叉反复了几个队形之后围了两个圈呈静止状，个个面红，微笑。忽然背景音乐隐去，更为激昂的打击乐骤然响起，咣咣地震天动地。此时，还是从左右，各闪出一名同样穿着紧身制服的男青年，随着打击乐连续几个大跨越，聚集至舞台正中之后，各自摆个小造型，分别扑入妇女们围成的圈，也静止在那里不动弹了。就在我们以为节目可能就是这么个结局的时候，另一种委婉的音乐又响了起来。妇女们的圈子围绕着那两个男子一起动弹起来，这样动动，那样动动，随着音乐的节奏。两个男青年的意思是要摆脱包围，要突围，舞到这边弯一下腰，舞到那边像是被撞伤夸张地仰天呐喊。有个同事一边看一边偷着笑，同时还暗示其他人注意一下那两男青年的裆部。但别人都沉浸在文艺带来的愉悦中，根本就没人理他。

有个青年叫小余，也是民警。小余和其他青年不太一样，特别是业余时间很少出现在酒桌牌桌之上。更多的时候，小余在阅读和思考，阅读思考的大都是一些份量足的东西。另外，小余热爱文艺，这大家都知道。他特别擅长在开会领导讲话的时候使用钢笔进行一些即兴的文艺创作活动，包括讲话讲到HIGH时领导面部表情的速写，还有一些看似由零乱线条组成，但隐约有内容在表层下面的图画，他有时候给这些画在笔记本上的图画很工整地填上喧嚣、迷惘或者其他什么名字。小余其实并不爱张扬，其绘画作品一般开完会就随手撕掉扔掉，根本看不出来有开展览的打算。即便这样，其作品还是难免被好事者捡了起来传阅，甚至有拿着作品局部对照领导面部傻笑的。众所周知，文艺作品嘛，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小余的绘画作品当然也有所夸张。这样一来，领导就有些不太高兴。有些人，不要以为能画两笔，能看很厚的文艺书，就翘尾巴。领导示意内勤往大缸子里续热茶水且又点根烟道。对于文艺的高度，我不这么看哩，是吧。我是觉得一个好警察，归根到底，是吧，还是要看抓贼怎么样，看破案怎么样，看群众工作怎么样。这种时候，小余总是沉默着，端详着英雄钢笔的金属笔头，不再动笔进行创作，光思考。

和顾长卫的《立春》所讲述的一样，有些时候广大人民群众还是和搞文艺的有一定距离。这并不仅仅表现在搞文艺的很容易搞成娘娘腔或者搞文艺的行为方式怪异，甚至有道德观方面的剧烈碰撞。举例说明，以前我们那个大杂院里，也很有几个喜欢文艺，追求文艺乃至于搞了起来的青年。他们好像没有和其他同龄人同流合污，奔赴大有可为之广阔农村田间地头，而是以种种理由长期滞留城市。其中有一个青年志在绘画，专攻小人书。临摹铁道游击队老洪攀爬货车搞武器之余，总觉口中寡淡得紧。该青年充分利用丰富的老版小人书资源，大搞以蛋换书看业务。惭愧的是，我也有幸身陷这一旋涡之中，没等《林海雪原》看了一半就被家长以暴力终止。这几个青年吹拉弹唱，互相交流，也有一起打羽毛球现象。居委会大妈见他们能画几笔，就命令他们几个配合街道搞搞反击右倾翻案风黑板报啥的。不料人家文艺正搞到爽处，如何能有这等闲工夫。除了一般性文艺，这几个青年忽然对舞蹈也大增兴趣。他们搞的那个舞蹈有别于《红色娘子军》那种一大群人在高亢音乐背景下跑来跑去很有力地摆造型的东西，而是个别跳之。那个舞，现在说就是交谊舞。问题是既然搞舞蹈那就好好搞，为什么非要男男女女关了门窗，甚至关了灯搞。这个事情群众怎么会答应，怎么会理解，怎么会支持。特别是那个热爱生鸡蛋的青年，一听那边音乐响起，立刻两眼放光，头发立起，轰走在他们家地上坐着看小人书的小朋友们，飞奔着去搞舞蹈了。

接下来大家都清楚，舞蹈窝点被我专政机关端掉，相关人员一一接受处理。无论搞文艺的双方，最后都不得不承认，有差距。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道理谁都知道。

这两天刚买了张导演编辑版的《Zodiac》(十二宫)，又看了一遍。我觉得吧，好的片子，还是应该隔段时间热热剩饭，一来消遣有涯之生，二来盯着字幕顺顺口语，何乐而不为。

从刑事侦查的角度看，这个连环杀手的案件被搞夹生了。之所以被搞成这样，当然主要原因在于罪犯在事前就已经具备相当高的反侦查意识，花枪屡出，节奏紊乱；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好几个受案部门在具体侦破中没有真正地串并案，没有形成信息共享。单打独斗，自然没有形成合力来得爽利。正是：案件有大小，办成夹生各不同。夹生的后果是主办者比尔高调退出，转任其他部门工作。大卫在那个新闻漫画家的鼓励下依旧坚持了一阵，最后也落得个自己冒充十二宫写点信吊吊大众胃口的荒诞结局，搞得很被动。同时，配合侦破的记者保罗、漫画家罗伯特的一生皆受此案影响，阴影覆盖之下的人生是否也就此夹生了呢？

看片子里留个猫王头型的大卫呼啸来去地忙办案，机智地拿过疑犯李的手表端详并蔑视之的样子，忽然就想起了老黄。老黄当年也是那么个样子，一投入工作状态总给人成竹在胸的感觉，眼神也是那般犀利，盯得嫌疑人心里发毛。那时候老黄很有追求，手不释卷。阅读了大量的福尔摩斯和其他什么斯的破案书，勤于思考，目光深邃。而且人家老黄可以说是某摄影杂志最早的那批骨灰级的发烧友，时常挎着小相机且思考着且对着秀美山川咔咔。既然有追求，工作又得力，自然领导器重，同志羡慕。有了大案子，除了领导做指示，分析会上老黄的发言基本上就给案件的侦破方向定了调子。当时有个很蹊跷的案子，某个体户老板在家中集中资金去南边进货，出个门的工夫全部资金被盗，且门窗完好无任何撬盗痕迹。老黄当时领衔此案的办理，按照套路在发案地周围摸排了一遍，先后审查了一大批嫌疑人，重点放在了诸如某个手指尖有新烫伤等几个嫌疑人身上，很下了一番功夫。临了，案子还是没破，虽然领导并没说什么，老黄本人还是颇有些沮丧。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个破案单位某小青年在侦办其他案件的时候打兔子耧草，把这个案子捎带着给破了，还上台领奖戴上了大红花。本案案犯其实就是那个自己烫了手指尖的家伙。这厮住该个体户隔壁，喜欢夜里趴在这种老式平房互通的顶棚上偷看人家夫妻敦伦取乐。那晚见到个体户收集了那么多现金，于是心热，趁其出门之机由顶棚垂下盗窃之。作案完毕存了钱，为防被捉，忍痛烫坏了指纹。

闻听此事，其实领导还是没说什么，可老黄盯着那个戴大红花的青年却觉得很是不爽。先是开会发言没以前那么踊跃，即便领导点名也是文不对题嗫喏几句了事，躲在角落独自吃纸烟。慢慢别人也发现，以前很爱干净的老黄不爱搞卫生了，办公室零乱不堪，床头码满了厚本书，还有一些巨大的报纸合订本。

老黄最后是自己要求调离这个单位的。还有人说老黄后来总是戴一顶呢料导演小帽。头顶上像树了根小天线。戴小帽的老黄顶着寒风，在大河的堤上挥动手臂练习着一种气功，走到哪儿就采气采到哪儿。